“无知的物理学家”要把冷门变成热门：缅怀结构生物学巨擘罗斯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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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前（2019年5月14日），普渡大学生物学系教授Michael G. Rossmann（迈克尔·罗斯曼）因病离开了人世。这位物理学出身、转做化学晶体、将计算机技术用于蛋白质结构解析的跨界生物学家，一生硕果累累。他开发了生物大分子结构解析的“分子置换法”（Molecular Replacement），为蛋白质结构数据库贡献了75%的数据，也为其它生物大分子结构解析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第一个解析了侵染人的感冒病毒原子结构、登革热病毒和寨卡病毒结构，为疫苗研制打下基础；以他名字命名的蛋白质结构基序——罗斯曼折叠（Rossmann Fold）将永远镌刻在结构生物史上。

Rossmann教授与中国结构生物学团体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对中国结构生物学的成长和发展起到了很大帮助。《返朴》邀请到曾与Rossmann教授一起工作、交流过的华人科研工作者，共同撰文缅怀这位真挚纯粹的伟大科学家。

Michael Rossmann（1930-2019）

撰文 | 向烨、章新政、罗明、童亮、蕭川、吴皓、李龙、孟赓、夏荻、曹隽、付珈宁

Michael于1930年出生在德国法兰克福，幼年在德国生活，后随母亲在二战前夕搬到英国。他于伦敦大学相继获得数学和物理学学士学位及物理学硕士学位，并于1956年获得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化学晶体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Michael在明尼苏达大学的William Lipscomb ^[1]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小分子结构。

[1] William Lipscomb Jr.（1919-2011），威廉·利普斯科姆，197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因硼烷结构的研究而获奖。

在明尼苏达大学期间，Michael与William Lipscomb的博士生Dick Dickerson有过短暂的交集。Dick的博士论文是关于氢化硼的，许多年后，硼烷结构的研究为William Lipscomb赢取了诺贝尔化学奖。彼时，明尼苏达大学有一套首批商业化的计算机UNIVAC 1103，Dick教Michael写出了他的第一个计算机程序，这为Michael日后计算血红蛋白结构打下了基础。

1957年，Michael参加了国际晶体学会在蒙特利尔的一次会议。会议上，Dorothy Hodgkin ^[2]提到了John Kendrew ^[3]的肌红蛋白工作。蛋白质结构是理解生命过程的重要基础，解析蛋白质结构的最大难题是测定X光衍射数据的相位角——当时还没有成功的方法。蛋白质结构解析中的挑战及现代计算技术的运用深深吸引了Michael，于是他毫不犹豫地联系了John Kendrew所在的剑桥卡文迪许MRC（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Unit for Molecular Biology）实验室，实验室主任Max Perutz ^[3]很快答应了Michael的工作申请。 1958年，Michael加入Max Perutz研究组，开始了全新的研究生涯。

[2] Dorothy Hodgkin （1910-1994）多萝西·霍奇金，1964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因利用X射线技术解析了一些重要生化物质结构，促进蛋白质晶体学发展而获奖。

[3] John Kendrew （1917-1997）约翰·肯德鲁，与Max Perutz（1914-2002）马克斯·佩鲁兹因对球型蛋白质的结构研究共同获得1962年诺贝尔化学奖。

在剑桥的生活中，给Michael印象最深的是每天早上11点开始的咖啡时间，大家聚在一起交流想法，这让Michael意识到生物是一门比他学的数学与物理更有意思的学科。而经常与Francis Crick ^[4]（1916-2004）等人交流，也极大开拓了他的视野。在Max实验室，Michael主要参与血红蛋白结构解析的工作。他利用计算机编程技术帮助确定了相位解析所需的关键重原子衍生物中的重原子位置，在血红蛋白结构解析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利用现有数据计算出血红蛋白电子密度图后， Max认为还需要更多重原子衍生物以获得更好相位，而Michael在Max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完成了结构主链的追踪。当他把结果拿给Max看时，才意识到他的行为深深伤害了Max——他并未第一时间与Max讨论自己解出的结构，而是直接与其他人员分享了自己的发现。Michael在他后来对Max的回忆录中写道，这是Max倾其一生所追求的结果，而他偷走了Max的最终发现。也许是因为这次事件，在Max实验室工作了近6年后，Max没有把Michael留在剑桥建立自己独立的实验室，而是建议他去别的地方找一个永久职位。

[4] Francis Crick（1919-2004），弗朗西斯·克里克，与James Watson（1928-），詹姆斯·沃森共同发现DNA双螺旋结构，共同获得1962年诺贝尔生理及医学奖。

在解析了血红蛋白结构后，Michael立刻意识到血红蛋白的α与β链之间的相似性，以及其与肌红蛋白结构的相似性。这个发现为建立蛋白质结构与其功能的相关性理论奠立了基础，对未来研究蛋白质生物学功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他尝试用Patterson函数在相位缺失的情况下确定血红蛋白的α与β链的相对位置关系，并把此方法——后命名为“分子置换法”——最终演变成目前大分子X-射线晶体学中最常用的相位确定方法之一。分子置换法大大地简化了晶体结构的测定过程，使整个生命科学领域里蛋白质结构的产出量成倍增长。基于他在血红蛋白结构解析中的贡献及对分子置换法的发展，Michael没有费任何工夫便找到了永久教职，但所有给他职位的学校都在美国。最终，他选择了普渡大学，并在此工作了近55年。回忆起MRC这段经历，Michael始终非常感激Max——是Max让他建立了有着自己印记的实验室，并在实验室建立之初给予了他有力的支持。

Michael在普渡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后，很快便解析了糜蛋白酶与乳酸脱氢酶结构。在对乳酸脱氢酶结构分析中，他发现其核苷酸结合结构域与其它核苷酸结合蛋白结构相似，由此提出一个可以结合核苷酸的普适结构，第一次提出了基本二级结构能通过特定组合形成更高级的结构，当时被命名为超二级结构（Super-secondary structure），后来演化为Motif和Fold，Michael发现的是结合核苷酸超二级结构。此类结构后来也以他的名字命名，叫作“罗斯曼折叠”（Rossmann Fold）。

罗斯曼折叠示意图。制图：童亮

早在MRC时，Crick及Watson^[4]对一些可被结晶的RNA植物病毒外壳蛋白排列方式的推论就引起了Michael的兴趣。但当时连分子量为64kDa的血红蛋白结构都没有解析出来，要解析分子量是血红蛋白约100倍的病毒结构简直是天方夜谭。在普渡大学通过成功挑战解析蛋白酶或其他蛋白结构的多聚体为解析蛋白质打下基础，比如日趋成熟地利用Patterson函数确定晶体不对称单位中亚单位的相对位置，Michael的研究方向开始转向更具挑战性的病毒结构。他于1980年在Stephen Harrison之后报道了第二个植物病毒——Southern Bean Mosaic Virus（南方菜豆花叶病毒）原子分辨率结构，又于1985年报道了第一个动物病毒——引起人普通感冒的Rhinovirus（鼻病毒）原子分辨率结构。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为利用结构来研究制药开拓了前景， 也成为Michael后来获得很多科学大奖的原因之一。

在研究一系列普通感冒病毒的表面特征，特别是一些病毒中和抗体变异株的氨基酸位点时，Michael发现，抗体都结合在病毒表面一处凹陷处的上部，而凹陷处底部的氨基酸序列就很保守。这一发现是在Michael去大峡谷露营之后做出的，而凹陷部位恰恰是环绕的沟状，所以Michael用峡谷来描述这处凹陷，并提出“Canyon Hypothesis”（峡谷假说），即，病毒可能利用表面的凹陷部位来保护它们细胞受体的位点，从而得以逃避人体免疫系统。后续的病毒和受体研究的确证实，很多受体都集中结合在受体峡谷最深处的周围。虽然这一假说后来受到挑战（少数抗体也能达到峡谷底部），但却被广泛用于其他免疫学和疫苗研究。后来，在对许多普通感冒病毒的研究中，Michael及其团队又在峡谷底部发现一个脂肪酸结合的口袋，这个口袋中的小分子对病毒稳定性和结合受体后解聚有很大作用。经过十多年的研究，Michael的研究组和制药公司合作，最终开发出抗普通感冒药物Pleconaril，拯救了许多因为普通感冒并发致命综合症的儿童。

Pleconaril结构（来源：wikipedia）

病毒结构的解析远比一般蛋白结构解析复杂，因此Michael实验室经常根据课题需求开发新的工具及方法，而这些又很快进一步推广到蛋白结构解析中。典型的例子如晶体衍射数据的处理方法，最早由Michael实验室开发利用FFT对投影到倒易空间轴上矢量采样确定晶胞轴向，profile fitting确定衍射点强度，以及post refinement优化晶胞参数的衍射数据处理方法。以上方法为现代最常用的数据处理程序奠定了基础，例如专为分析蛋白晶体衍射数据的主要软件HKL、Mosfil以及XDS。不仅如此，Michael还开发了锁定旋转函数，在病毒结构的解析上有了很多的应用。

90年代冷冻电镜刚出现的时候，Michael 就意识到这一技术的巨大潜力，亲自去参加电镜的学习班，向比他年轻的科学家学习，还从MRC把Tim Baker招到普渡来大力发展冷冻电镜，并成功用于对噬菌体、病毒和抗体的复合体、病毒和受体的复合体，以及包膜病毒的研究。由于当时电镜得到的分辨率较低，Michael自己写出EMfit软件，用于将高分辨率的病毒蛋白晶体结构放入低分辨率的病毒颗粒电镜结构中，从而得到近原子分辨率的病毒整体结构 （pseudo-atomic structure）。此方法在Dengue virus（登革热病毒）的结构解析中取得了巨大成功。

值得一提的是，登革热病毒结构的投稿过程非常曲折，一些名气大的杂志不愿意发表这个结构，因为审稿人不相信Michael的结果。这与Michael早年的研究经历颇为相似：他的很多创见在开始提出的时候并不被大家接受，比如最早算出血红蛋白的密度图，比如提出分子置换法用于解析蛋白结构的相位问题。但是，经过Michael和其他人的努力，事实证明Michael的洞见往往是非常正确的。

用物理的方法来看待生物过程，追求客观存在的结果，而非通过试验反复推断，可以说是Michael的研究特色。Michael曾经的博士后，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孟赓认为，这样的研究方法非常偏重计算，并且需要明确知道自己在算什么、是怎么算的，要清楚计算公式的原理，要对算法“知其所以然”（know how）。Michael的博士后、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员章新政总结道：“Michael思路的特点是不放弃任何的可能性，能用脑子解决的问题决不用手。”他说，组会中最常见的情况是一套晶体数据不太好，解结构非常困难，生物系同门的常见想法是重新优化晶体，收一套更好的数据用于结构解析；而Michael的思路一般是发展或优化计算方法，用这套质量差的数据将结构解了——他一般会提出几个思路让博士后们去尝试，通常惹得大家怨声载道，因为优化蛋白可能比发展一个新方法简单、高效多了。但是，这些训练的确保证了他的学生和博士后们在晶体学结构解析方面很强的能力。

在研究病毒结构的过程中，Michael曾面临着巨大的名利诱惑，而他的选择显示了什么叫做“纯粹的科学家”。早年得到Rhinovirus（鼻病毒）结构的时候，很多药厂立即找到Michael，希望独家得到病毒结构，用于指导药物研发。这其中涉及到巨大的经济利益，但是Michael经过慎重思考，并向导师Max咨询后，决定免费公开鼻病毒结构。2016年，Zika（寨卡） 病毒的结构解出后，他的实验室再度受到大众媒体的广泛关注。但是他个人还是更喜欢在自己的电脑上写程序，解决有挑战性的科学问题，包括在75岁之后还开始投入超大病毒的结构研究，并为此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Michael的第一位博士后Jack Johnson就曾说：We do science for living, Michael lives for science。

We do science for living, 

Michael lives for science.

Michael和中国结构生物学团体一直保持着很好的联系，为全世界培养了大量华裔结构生物学家，如现在乔治亚州立大学的罗明，哥伦比亚大学的童亮，哈佛大学的吴皓，NIH的夏荻及张萍，科罗拉多大学的赵睿，莱斯大学的陶一之，上海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何勇宁，清华大学的向烨，德州大学的蕭川，北京大学的李龙，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的章新政、中国农业大学的孟赓……对中国和世界结构生物学的成长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帮助。早在1980年，Michael应王家槐和梁栋材等教授邀请，访问了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这基本上是中国结构生物学领域在刚实行改革开放的国土上接触的第一位杰出的西方结构生物学家。Michael的到访大大鼓舞了中国结构生物学的发展，同时还激励了一大批中国有志青年投身到结构生物学研究中。他长期保持着和中国结构生物学领域的密切接触，直至2016年6月份，他还赴北京访问了生物物理所以及清华大学。2018年7月，Michael最后一次在上海访问了复旦大学。

回顾Michael Rossmann教授的一生，从小分子结构转向研究蛋白质结构，从酶的结构到超大病毒的结构，他总是去挑战其他人认为不可能、或当时看来天方夜谭的研究方向，他所提出的一些方法和概念开始都备受质疑，但最后都成为他对结构生物学的主要突破性贡献。对此，Michael曾经的博士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童亮缅怀道：“我将永远铭记他对科学的无与伦比的热情和深邃的知识，他在攻克难题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快乐能传染给每一个人。三十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是这样，三年前还是这样——他在我们系做一个寨卡病毒的研究报告，报告厅里挤满了人，他的激情充满了房间的每个角落。”Michael在我们脑中的印象，永远定格为那个牛顿所说的在海滩边玩耍的小孩，专注地寻找着漂亮的石头。

Micheal拿着3D打印的寨卡病毒（PDB：5IRE）小球。 Credit：Roger Castells

以上内容由以下人员合作撰写完成（按拼音顺序排列）：

曹隽（乔治亚州立大学）

孟赓（中国农业大学）

李龙（北京大学）

罗明（乔治亚州立大学）

童亮（哥伦比亚大学）

吴皓（哈佛大学）

夏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向烨（清华大学）

蕭川（德州大学）

章新政（中科院生物物理所）

他常说，我们是他的科学孩子（scientific children）。      

——夏荻

曹隽（Michael的博士生）：

我是胆战心惊地跨入Rossmann 博士生行列的。一来是他的知名度太大，二来是知道之前他手下没有一个女生能坚持到毕业拿到博士学位。然而，四年间，我并没有像我害怕的那样成天被逼着工作、出成果。相反，Rossmann的指导和热情使得我发自内心地渴望工作，渴望寻找下一个答案。我俩常在过道里从办公室狂跑着去打印间看结果的场景，至今还记忆犹新。我感恩有幸能完成世界顶级的科研，尝试了前人没触摸的结构解析方法，更主要的是学到了Rossmann 严谨求真的职业道德。他对我说过：Jun，you know more than you think you know！这给了我何等的信心？！而且他还刻意培养我，让我去参加重要的会议，让我懂得“presenting your work is part of the science too”。1989年的法国IUCr 年会，我起先没有拿到签证，他让大会出面为我拿到了签证。

蕭川（德州大学教授，Michael的博士生）：

从Michael手下毕业的确不容易。记得我的第一篇文章已经快要定稿准备投出去时，我把样图拿给Michael看，他马上从笔筒里拿出一把尺来量，发现有一个地方差了一毫米——当时的作图软件不像今天功能这么强大，经常做一张图要花大半天的时间——结果我只能重新返工。我经过了无数次这样的训练，也要求我的学生做得一丝不苟，精益求精。

那一年，Michael的高级结晶学是早上8:30开课，还只有两个学生。他不是叫我，就是叫另一个学生到黑板上推傅里叶公式，对称性，最后的考核就是要写程序解一个一维晶体结构：从原始衍射数据的处理、相位的解析，到最后坐标的确定，且不能用现成的程序。我从中受益匪浅。

Michael还经常要求学生不用现代的方法、而采用经典老办法来分析数据。当我们都能用电脑三维显示的时候，他还要求我把三维电子密度图一层层的打印成等高线的二维图，然后复印到透明膜上再贴到一定厚度的木质框上，再叠成一摞的“三维”等高线图。Michael的训练方法很独特，但应该说他训练出来的结晶学能力真的是杠杠的。

孟赓（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Michael的博士后）：

Michael给实验室营造的环境非常轻松，不是那种996的方式。实验室内部博士后的课题是自由选择的，方向自己定，只要是病毒就可以。只要你一开始能做出东西，他就基本上不管你了，可以放开去探索。现在回想起来，也是因为他搭建了门槛比较高的技术平台，而相对竞争者比较少的结果。当时全美国据我所知只有我们实验室和美国CDC具有可使用电镜的P3实验室，同时各种算法都是实验室自己开发的，在某种程度上就避免了和较多的竞争对手竞争课题的情况。

Michael非常注重对科学家的培养，而不是把学生当技术员使用。他重视教育，注重培养阅读习惯，培养对科学问题的把握和阐述，培养语言能力、独立性、生存能力——会开车、会游泳，才能从实验室毕业。这些好处，要在离开实验室、独立开展工作的时候才能慢慢地体会到。 

章新政（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员，Michael的博士后）：

在博士后阶段，绝大部分教授希望博士后们可以熟练的运用他们在博士期间学习、掌握的技术和科研能力迅速的出成果，因此博士后的招聘比较看重背景的相符性。然而Michael对博士后的期望是比较独特的，他愿意给不同背景的博士后学习时间，挑战难题。我的背景是纯物理出身，物理本科、凝聚态物理博士，博士期间，专业方向在透射电子显微学上。而Michael给我的电话面试简单、迅速，他希望我做一些需要计算相关的课题，但丝毫没有介意我的背景和冷冻电镜计算其实并不相符。……博士后生涯开启后，Michael基本上给了我近一年时间的学习，让我真正融入、转变到冷冻电镜这个领域。（博士后期间）我的第一项工作花费了3年时间，相对于他实验室其他的博士后来说是比较慢的。

“把冷门做成热门”？十年后，我才理解了他的回答。

——向烨

向烨（清华大学医学院研究员，Michael的博士后）：

我加入时Michael实验室时，实验室正在做一些看来很不“时髦”的课题，比如说宿主是藻类的大病毒（PBCV），感染细菌的噬菌体。这些课题在技术上都很有挑战性，可发表时却很不受高分杂志的欢迎，简直是费力不讨好。一次，我们去参加太浩湖召开的学术会议Structural Analysis of Supramolecular Assemblies by Hybrid Methods，路上我问Michael，为什么不做一些当下热门的课题？Michael的回答至今令我记忆犹新——他答道：“我要把冷门做成热门”。而就在那次学术会议上，我了解到一位博士后所在的实验室正在研究细菌的抗病毒免疫机制，当时的我觉得这有点意思，但比起与人类疾病直接相关病毒的免疫机制研究，也是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十年后，由当时的细菌抗病毒机制发展来的基因编辑技术在顶级杂志上刷屏时，我才彻底理解了Michael那句回答的意义。

章新政（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员，Michael的博士后）：

Michael实验室有一些较冷门的课题，比如说非人类病毒的大型双链DNA病毒、以及噬菌体等。这些病毒近年来和人类的卫生、安全关系不大，研究同行逐渐变少，以杂志编辑的标准不容易发好文章。但Michael仍然以他巨大的热情研究着这几类病毒。我的第一个课题其实就是大型DNA蓝藻病毒PBCV-1结构解析，数据采集和计算工作量非常大，又不好发文章。我也曾经问过Michael为什么要做这些，他回答说，我们都是“无知的物理学家”（ignorant Physicist），所以就去做了。但其实，Michael非常喜欢讨论这些病毒的组装机制，这是他真正关心、希望弄明白的地方，也是他的兴趣爱好所在，因此才能坚持几十年。在这种科学问题上，没有办法说服别人，说工作很重要，只要自己享受科研就可以。

到底这些研究有没有用呢？这是基础科研所面临的特有的问题。由于在Michael实验室的经历，我一直也在思考这方面问题。最终，我在独立建立实验室后，发展了实空间的埃瓦德球校正算法，大大提升了这些大型病毒的三维重构分辨率；和Michael合作10年后，我又终于将PBCV-1的分辨率提升到3.5埃（发表于2019年年初）。而这个算法离实用又进了一步——它可以用于许多和人类卫生、生命安全密切相关的病毒结构解析。例如，可以提高疱疹病毒核衣壳的结构解析分辨率，甚至今后有望于帮助解析同为巨型双链DNA病毒的非洲猪瘟病毒的高分辨结构等。

他是导师，更是朋友和父辈。

——曹隽

曹隽（Michael的博士生）：

跟Michael Rossmann 在一起，你会感应到他特有的、充满感染力的正能量。不光是他对科学的执着，好奇和思考的精神，还有他带着童心的阳光气质，对周围事物的敏感，对不同文化的兴趣，以及对人的善意。

2017年，我参加了为庆祝Michael生日而开设的symposium，在他的科研资料档案里看到了厚厚的、带有手迹的透明塑膜电子密度图，也看到我曾经手工制作的病毒三维模型。他的办公室还摆放着我和他在巴黎的合影。Michael 的生命中有我们每个人的位置！我的父母来美国探望我时，他邀请我们一家去他家做客；他上一次访问UAB（阿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时还给我的女儿们一人带了一件普渡大学的T恤衫。他重视的不光是成就，还有友情！

夏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Michael的博士生）：

赴美之前，我在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今上海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SIBCB））研究生学习分子病毒学。我清晰记得，每当Michael Rossmann的名字被提到时，科研组老师们的钦佩和尊敬总是溢于言表。在起程加入Michael实验室之前，我忐忑不安，心中一片茫然，不知在这个结构病毒学和蛋白质结晶学的大实验室中生活会是什么样的。当飞机降落在普渡机场，我的担忧消失了：Michael就站在那里，笑眯眯的，和他一起在机场等我的是曹隽，当时是他实验室的一名高年级研究生。 他亲手把我的行李装进他的车，把我送到住处安顿好。 曹隽后来告诉我，Michael希望她能在那里，以防沟通有问题。

刚到普渡大学的我是个穷学生，手头拮据，口袋里只装着不到100美元，几乎不足以支付第一个月的房租。我在美国没有亲戚，没有朋友，不了解这里的生活方式，也不熟悉语言。Michael不知从哪儿打听到我的囧境，主动写了一张支票借给我800美元，帮助我开了我的第一个银行账户！30多年过去了，每当想起这件事，我的鼻子都酸酸的。

离开Michael实验室成为博士后的第一个圣诞节前，我惊喜地收到Michael的一封信和新年贺卡。信中，他告诉我过去一年他的生活和工作中发生的重要事件——他不仅没有忘记他以前的学生和博士后，还通过信件与他们保持联系。多年来，我已多次搬家，但我们的交流从未中断过。

你美丽的蓝眼睛，永是童真般的单纯与青春。

——付珈宁

罗明（乔治亚州立大学教授， Michael的博士生）：

我是Michael Rossmann 室验室第一个从中国大陆去的博士生。1982年入学，87年毕业。经常与Michael做为师生独处，交流涉及除科研之外的许多文化、生活的话题。虽然他对科研最热衷，但他也热爱生活，推崇文化。他是最纯真、善良的人，和他在一起，永远是向上的、快乐的。他发明的分子置换法，衍射数据处理系统，及结构域遗传保守理论，都是结构生物学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但我更记得他是我们享受科研的精神榜样。他会含笑的看着我们愉快地做着每一件事....

蕭川（德州大学教授，Michael的博士生）：

Michael的第一大爱好是hiking（徒步），他直到70多岁都还每天走路上班（大概要走45分钟），路过普渡校园最高的数学楼还要爬几层楼梯，每年都会有一两周专门去露营，爬很高的山。他一生最后一次访问中国还去了香格里拉。相信很多和Michael一起徒步的人都知道有多累，因为他真是健步如飞。

比起其他学生，我跟Michael更亲近完全是因为我继承了他的另外两大爱好：滑雪和帆船。我的滑雪算是Michael启蒙的，他后来经常抱怨，他教了他的三个子女和我们几个学生，后来个个都比他滑得好，他又绝对不愿意听你用“年龄大”来解释。滑雪时他有一种孩子般的冲动，每次一见到雪就勇敢的冲下去，也经常因此令自己陷入危险的境地。而在帆船比赛中，Michael更是一定要争第一的。刚开始我完全不懂怎么玩，经常犯错，也被骂的狗血喷头，到后来，我俩已经配合娴熟，有时还能狡猾地利用规则把对手挤到外侧——当然也为此付出过翻船的代价。Michael去世后，我专门来到Sailing Club，坐在湖边，十多年前和Michael一起赛帆船的一幕幕都浮现在眼前，更撩起无尽思念。

Michael永远保持着一颗童心，这也是为什么他永远有着无尽的好奇心，总是想试新事物，又同时是那么无所畏惧，一定要争第一。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还坚持要试一下年轻人玩的hoverboard（电动滑板车）.

Michael在学电动滑板车。摄影：蕭川

施一公（西湖大学校长）：

Rossmann老先生是一位平易近人、乐观矍铄、干劲十足的结构生物学前辈。在科学上他是巨人，可是在生活中他却简单平易地不可思议。过去这几年一提到Rossmann，我的第一反应总是2015年在首都机场里的一次偶遇。在排队等待出关时，我看见他背着双肩包、拖着行李箱，颤颤巍巍走路找出口——那时候他已经85岁高龄，但是在会议上依然提出尖锐问题，而往返航班每一程都是经济舱。

付珈宁（普渡大学，Michael的最后一个博士生，即将研究生第四年）：

决定做他的博士生的时候，他告诉我：“我很老了，我真是老透了。”在实验室做的久的人曾提到他的记忆力不如从前了，毕竟他年近九旬，会忘记生活中的很多事情。然而，他竟然会记住我的生日。去年我生日的那一天有组会，他便让全体实验室的成员为我唱起了生日歌。那一刻的惊喜，令我觉得很幸福。

虽然他的身体变差了，他依旧会坚持工作。2016年的时候他做了一个肾脏切除的手术，不到一个星期，就回到了工作岗位上，因为他不想让他的学生错过一节课。即便是今年，他做过放疗、化疗之后，带着一张雪白的脸，依旧坚持上班。要知道，他在今年的四月份，还在为科研经费奋笔疾书。不过，他虽然是奇迹，但他不是超人，终究还是遇到了一场他打不赢的仗。4月份的一天，他在办公室呕吐之后，我送他回老人院的家。下车的地方到他的家有一条很长很长的走廊。刚一下车，他就问我，他的塑料袋在哪里。我从他的口袋里翻出塑料袋，他紧紧地握在手中，一步一步向前走。我曾经两次问他，要不要坐下来休息一阵，他都拒绝了。我知道，他只愿意我记得他最坚强的模样。

我唯一感觉遗憾的事情，就是我拼命在四月份完成了的第一篇论文，他因为需要休养，没能读上一遍。我的最新进展，他也没能听我仔细地讲出来。

我曾经面对着四面墙壁，朗读着我的第一篇论文。他仿佛就坐在不远处，认真地听。

付珈宁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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